C8污染“魔影”!!!(深度调查长文)
中国是其全球最大生产国:
中国人对它知之甚少;
目前国内尚无相关环境标准。
2018年1月18日-28日,在美国犹他州帕克城举行的独立电影展圣丹斯电影,由美国制作公司阿特拉斯(Atlas Films)出品的纪录片《我们知道的魔鬼》(The DeviI We Know)首映。
“魔鬼”是一种全氟化合物C8。这部纪录片讲述了著名的“杜邦特富龙案”,将该案描述为“这个时代最大的环境丑闻之一”:美国杜邦公司在明知C8有害的情况下,依旧大量向坏境中排放这种有毒物质,最终支付数亿美元达成赔偿和解。
C8是一种分子结构中有八个碳(C)的全氟化合物,主要是指全氟辛酸及其盐类(PFOA)和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PFOS)。上世纪40年代,美国3M公司初次采用电解法合成全氟化合物,之后成为全球最大的PFOS相关产品的制造商,PFOA的生产技术则转让给了杜邦公司。
由于具有化学稳定性、表面活性和优良的耐温性等优点,C8在过去半个世纪广泛应用于灭火剂、纺织品、皮革整理剂、日用洗涤剂、化妆品、航空液压油、金属电镀、电子制造等行业,成为现代生产和生活的一部分。
但研究者们逐渐发现C8具有毒性,且因为其稳定不易被分解,被动物或人体吸收后会富集在血液和器官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美国环保署(EPA)已将全氟化合物列为“可能使人致癌的物质”。
2000年,欧美国家开始限制PFOS和PF0A的生产排放。200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PFOS列入《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下称《斯德哥尔摩公约》)目录,限制其使用。
这意味着PFOS被该公约缔约国认定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该类物质是“具有毒性、难以降解、可在生物体内蓄积的物质,可通过空气、水和迁徙物种及产品传输并沉积在远离其排放地点的地区。可长期在生态系统中索积,即使暴露在非常低剂量的POPs中也有可能引发癌症、损害中枢和外削神经系统、引发免疫系统疾病、生殖紊乱以及干扰婴幼儿的正常发育,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繁衍和持续发展”。该公约目前有182个国家参与,并已经在其中152个国家生效。
近年来,工业界也大量应用PFOA和PFOS的短链替代产品,如C6的全氟己基磺酸(PFHxS)和全氟己酸(PFHxA)、C4的全氟丁烷磺酸盐(PFBS)等。这些短链替代产品毒件较小,生物积累性更弱,但PFOA和PFHxSH前也已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备选名单中,其中PFOA很有可能在2019年列入被限制使用目录。(注:欧盟REACH新规:自2020年7月4日起,PFOA物质本身不得生产或投放市场。自2020年7月4日起,当PFOA及其盐类物质含量≥25ppb或者PFOA相关物质单项或者多项的总量≥1000ppb时,不得用于生产或投放市场:)
2005年,美国环保署的初步动物实验显示,杜邦公司在生产畅销不粘锅材料“特富龙”(Teflon)中使用的加工助剂PFOA,有可能会对人体致癌。
2004年07月20日 ,杜邦中国召开新闻发布会,
否认不粘锅图层使用的“特富龙”材料会致癌。
该消息被国内媒体转引后一度引起消费者恐慌,但随即杜邦公司及国内主要不粘锅生产厂家先后宣称,PFOA仅在特富龙的生产环节使用,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在于生产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并不会在不粘锅成品中残留,不会通过食物对人体造成毒害,国家质检总局也公开宣布中国不粘锅未检出PFOA及其盐类残留。中国人对C8的初次接触以“媒体乌龙”的结果告终。
但令中国少量专业研究者不安的是,过去十年中,C8的产能正向亚洲转移,在国内多个地方的河流、土壤、食品及人体内,都检测出明显超标的C8含量。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温香彩在2018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中建议尽快制定出台《化学品环境管理条例》。她指出,欧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均建立了较完善的化学品管理法律体系,且法律门槛远远高于中国。近年来,跨国企业逐渐将健康和环境风险高、污染控制难度大的化学品转移到中国生产和使用,在赚取巨额经济利益的同时转移环境健康风险,中国正在沦为高风险化学品的“世界工厂”。
“比如《斯德哥尔摩公约》限制的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化合物(即PFOS),PFOS在国外已全面停产,中国是目前唯一的生产国和全球供应国。”温香彩在政协提案中写道。
C8是有毒化学品污染防治落后于经济发展和整体环境治理的一个典型案例。多名被访专家表示,对于C8这个在欧美已经引起重视的"魔鬼”,不仅中国公众知之甚少,国家层面也尚无环境质量标准、排放标准及检测技术规范,甚至还没有进行环境监测,没有关于全氟化合物在中国的环境分布、污染情况及人体内含量等的确切数据。
在过去半个世纪,有毒全氟化合物C8广泛应用于
灭火剂、纺织品、皮革整理剂、日用洗涤剂、化妆品
航空液压油、金属电镀、电子制造等行业。
“我国化学工业发展迅速,总产值世界第一,目前生产使用的4.6万种化学品,其中至少有200多种已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毒性物质或致癌物质。但哪些化学品可能进入环境,哪些化学品对我国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应当优先管制,我们并未开展过全面的风险评估,致使化学品污染防治工作无的放矢。”温香彩说。
大量具有持久性、生物蓄积性、毒性以及环境激素类的化学品,其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风险是隐形的、长期的、不可逆的,往往会被忽视。温香彩提醒道:“空气和水体中化学品检出情况越来越普遍,检出的化学品种类越来越多,化学品环境和健康风险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领域已经显现。”
她对财新记者说,与发达国家逐步确立了化学品登记和危害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防控等风险管理制度相比,作为化工大国的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化学品环境管理的洼地,中国现行涉及化学品的法律法规,仅解决化学品在各个“点”可能出现的问题,对高环境风险化学品引发的环境损害没有建立化学品环境市场准入制度,未关注有毒有害化学品的源头控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不可能去执法处理,管理方面有缺口”。
“在这方面,我们的立法和实践上落后发达国家近40年。”温香彩在政协提案中呼吁,尽快制定出台《化学品环境管理条例》迫在眉睫。对此,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钱峰回应称,“坦率地讲,《化学品环境管理条例》没有列入今年人大的立法计划,但是非常重要,时机成熟时我们会积极推进。”
无孔不入的C8
由于特殊的分子结构,C8等全氟化合物在环境中不容易被水解、光解、氧化及微生物降解,而且借由“蚱蜢跳效应”,全氟化合物可以通过土壤渗透到地下水,也会通过蒸发传播到大气中。美国环保署一篇名为《多氟化合物: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章指出,研究人员甚至在北极哺乳动物、远洋鸟类和偏远地区物种的血液中也检测到了全氟化合物。
在生态系统中,“蚱蜢跳效应”(Grasshopper Effect)是指污染物透过挥发或风力的影响,不断地释放至大气中,再借由沉降作用(例如降雨)回到陆地上,并随季节变化一直在反复进行。
哈佛大学环境健康学院教授菲利普格朗让(Philippe Grandjean)的一篇文章介绍,上世纪70年代,一些长期接触全氟化合物的工人体内被查出含有高浓度的全氟化合物,其特有的化学结构使其不易随着身体代谢降解,也容易与血液中的血浆蛋白结合。随后,科学家们又发现美国西弗吉尼亚州Mid-Ohio Valley地区的饮用水已经被来自工业生产基地的PFOA所污染。另有很多地区的水样本检测结果显示,PFOA的浓度已经超过了1000纳克/升。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在2000年发布的血清样本分析显示,几乎全部美国人的血液中均可检测到PFOS和PFOA。全氟化合物能通过胎盘和母乳进行传播,在儿童血液中的浓度往往高于成人。研究人员通过长期监测3M公司退休工人的血清样本后发现,他们体内的全氟化合物消除半衰期分别为五年(PFOS)和三年(PFOA)。
一项统计3M公司1947年-1984年2788名男性员工和749名女性员工死亡情况的研究显示,超过10年工龄且长期接触PFOA的工人有更大的风险患上前列腺癌。1956年,杜邦公司开始监测工人的癌症发病率,其内部报告显示,负责PFOA生产的员工白血病发病率增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所于2014年6月发布的《关于人类致癌风险的专题报告》将PFOA划分为2B类(人类可疑致癌物)物质。
上海新华医院环境与儿童健康教育部和上海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军告诉财新记者,他的最新研究显示,PFOS、PFOA、PFHxS等全氟化合物暴露可能导致不孕风险增高。有证据表明,全氟化合物可通过胎盘由母体转移至胎儿,并对胎儿生长发育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包括头围和出生体重下降。
张军表示,食物和水是人类接触C8的主要途径,其次是室内空气和灰尘。
“现有证据表明,被污染的饮用水可能是PFOS和PFOA的主要来源,此外水产品可能是暴露来源。”他说
张军补充说,由于全氟化合物易与蛋白质结合,富含蛋白质的鱼、肉、蛋、奶等食物均是全氟化合物的重要来源之一,鱼类和各种海产品中的全氟化合物污染较为严重,“我们前期研究发现,食用海鱼、淡水鱼及虾、蟹、贝类等水产品频率高的人群体内全氟化合物浓度较高,但是水产品的营养价值丰富,目前没有证据建议少食用水产品更有利于健康”。
进入水体的全氟化合物,主要来源则是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张军发现,和饮用自来水的人相比,饮用桶装水的人体内全氟化合物浓度明显较低,这可能是活性炭过滤会去除掉部分全氟化合物。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张超杰2017年1月发表的对黄浦江中全氟酸类化合物含量的综合研究披露,研究者在2012年—2013年选取了全流域11个点位进行多次取样,结果显示,以PFOS和PFOA为主的全氟化合物总浓度超过了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河流,其中PFOS的浓度最高值是286纳克/升,平均值是46.5纳克/升;PFOA的浓度最高值是402.7纳克/升,平均值是139.6纳克/升。
中国的环保部门尚未对全氟化合物制定相关标准。根据美国环保署2016年为饮用水中PFOS和PFOA制定的健康忠告,其推荐标准为PFOS和PFOA的总浓度不超过70纳克/升,该浓度相当于在一个奥运泳池加入4滴。
“在本研究中,90.9%的样本超过了70纳克/升的标准,这证明黄浦江的全氟化合物污染的确给水生生物和居民健康带来了潜在风险。“张超杰写道。
她的研究显示,工业排放、城市污水和地表径流是黄浦江中全氟化合物的三大主要来源。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工业排放,占总量的近60%。上海的大部分工业区位于黄浦江下游,括新材料、生物制药、机械制造、电子、半导体等行业,以及一些分散的纺织厂、皮革厂、涂料厂等全氟化合物相关工厂。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吕永龙2013年发表的文献《PFOS在中国的工业源识别与排放评估》显示,上海大部分PFOS排放来自金属电镀,少量来自纺织品处理和灭火剂;而PFOA主要用作含氟聚合物如特富龙生产中的乳化剂。研究称,由于对全氟化合物缺乏有效处理,受污染的工业废水直接或通过排水系统排入黄浦江。因此,高浓度的全氟化合物排放集中在黄浦江下游河段,约占整个河流全氟化合物排放的40%。
但近几年来,大都市的工厂逐渐被关闭或搬出,因此与之前的数据相比,上海的工业排放量已经减少很多。“包括城市污水和地表径流在内的污染源不再可以忽略不计。”张超杰说。
作为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生活污水。
张超杰表示,由于制造商在家用清洁剂等去污产品中使用全氟化合物,城市废水中可能含有高浓度的C8,而污水处理厂的生物降解等常规处理流程对去除全氟化合物基本无效,导致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水反而成为黄浦江中C8的重要来源。“举个例子,位于长桥的污水处理厂附近,全氟化合物浓度显著增加,证实城市污水是重要污染源。”她说。
多地出现污染
与张军、张超杰等人对上海的研究结论类似,吕永龙等人在2016年底发表的一份文献估计,中国环境中80%-90%的PFOS和PFOA污染直接来自制造业和工业厂区,主要是通过废水排放,此外还有少部分通过灭火剂、杀虫剂等进入地表水或土壤研究称,在全国排放量中占绝大多数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每年约有70吨的PFOS和40吨的PFOA被释放到环境中。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介绍,按照当前世界各国氟化工生产状况和污染治理措施推箅,预计全世界2005年-2050年间PFOA的总排放可能在475吨—950吨水平,其中大部分将来自中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环境地球化学专业博士生陈舒在2016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介绍,中国东部地区地表水中全氟化合物的总浓度为7.0纳克/升—489.1纳克/升,平均値77.1纳克/升,超过美国环保署PFOS和PFOA总浓度不超过70纳克/升的推荐标准。研究显示,全氟化合物在中国的空间分布从南到北浓度逐渐降低。
地表水浓度超标,一些地方的自来水也不安全。“杭州、海宁、苏州、常熟地区自来水中全氟化合物的浓度较高,应该引起注意。”陈舒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在中国东部地区14个不同地区的自来水中都检测到了PFOA、PFBA、PFOS、PFBS等全氟化合物,其中杭州、海宁、苏州、常熟地区自来水中全氟化合物浓度最高,总浓度平均值为87.0纳克/升。杭州几个点位的自来水PFOA含量是115纳克/升—151纳克/升。
位于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的江苏高科技氟化学工业园,是中国最大的氟化学工业园区。据陈舒在该地区地表水采样的检测结果,PFOA是水体中主要的污染成分,离工业园区较近的6个点位的PFOA含量平均値达到167.6纳克/升。
氟化工行业的职业工人,面临着比普通人更高的C8暴露风险。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坏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王亚韡告诉财新记,“一些研究指出,房屋空气和灰尘是人类接触全氟化合物的重要途径,尤其对职业工人来说,灰尘暴露是最主要的途径。”
2016年,德国联邦环境局人体生物监测(HBM)委员会制定了人体血浆中PFOS浓度(5.0纳克/毫升)和PFOA浓度(2.0纳克/毫升)的指导值,高于此值可能对健谈造成不良影响,需要采取行动。到目前为止,财新记者没有查询到国内机构有对人体中PFOA、PFOS浓度进行过普查性检测,少数机构的点状检测结果均很不乐观。
王亚韡等人的研究收集了中国PFOS产量最高的氟化工企业湖北恒新化工有限公司2008年-2012年职工的血清样本,样本中PFOS和PFOA的平均浓度分别为5624纳克/毫升和1052纳克/毫升,远远超过此前记载的3M公司职工血清PFOS平均浓度(910纳克/毫升),某一样本中PFOS的浓度甚至高达118000纳克/毫升。
上海市环境与儿童健康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田英告诉财新记者,她在山东莱州湾某经济开发区进行出生队列研究时发现,那里的人体内普遍含有全氟化合物,其中PP0A含量尤其高,孕妇体内血淸中PFOA的浓度范围1.16纳克/毫升—602.79纳克/毫升,中位数为42.83纳克/毫升,大约是德国标准的20倍。山东有多家生产PFOA的化厂。
南方医科大学的马安德等人调査了广东某市0~7岁儿童的全氟化合物暴露水平。在这项2017年8月发表的研究中PFOS和PFOA的检出率也是100%,其中PFOS的浓度最高(范围:0.065纳克/毫升-1354.20纳克/毫升,中位数:54.12纳克/毫升),其次是PFOA(范围:小于检测限—131.00纳克/毫升,中位数:5.10纳克/毫升),分别是前述德国标淮的10倍多和2倍多。
“这表明该地的儿童已广泛接触全氟化合物。”马安德等人表示,“鉴于儿童处于器官发育的敏感阶段,应注意全氟化合物对幼儿的不良健康影响。”
由于国内生产企业大多缺乏净化回收技术,含氟聚合物合成结束后,大量PFOA以杂质形式存在于成品中。例如,浙江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市售的一次性纸杯和快餐包装袋等食品接触材料中检出了PFOA。
国内尚无排放标准
2018年1月,财新记者与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位于江苏常熟的江苏高科技氟化学工业园取水样。该园区又名江苏常熟新材料产业闶,被评为江苏省省级生态工业园区,汇聚了法国阿科玛、日本大金、比利时苏威,美国杜邦旗下子公司科慕等世界氟化工巨头,以及A股上市企业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600636.SH,下称三爱富)。
上述企业和园区管委会都拒绝了时新记者的采汸。
—位原三爱富公司员工向财新记者透露,目前园区内大金、杜邦等外资企业都已停止生产和使用C8,改用PFHxA和PFBA等短链氟化物取代,而三爱富等国内企业仍旧在生产和使用PFOA。在该产业园附近采集的水样,经过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分析后显示,产业园污水处理厂经走马塘汇入长江的排水口水样中,PFOA含量为470纳克/升,是美国环保署饮用水健康推荐标准的6.7倍;而从园区里明沟中提取的普通地表水,PFOA浓度高达8880纳克/升。
负责该产业园工业废水处理的常熟中法工业水处理公司总经理陈洪伟向财新记者表示,该公司日处理废水量为1万立方米,其中3000立方米排入湿地进一步净化后回用,剩余废水排入走马塘,最后流入长江。
据他介绍,废水处理工艺一般采用三级处理工艺,一级处理工艺采用化学混凝沉淀工艺,用于除去氟离子、总磷、悬浮物等;二级生化处理工艺采用缺氧以及好氧工艺,用35小时的停留时间,增强难降解物质降解能力;三级深度处理系统采用砂滤与活性炭吸附工艺,确保排放的工业废水符合中国最严格的排放标准。
“其中,活性炭用量是200吨,可以用3年,成本算下来大概每吨0,3元”陈洪伟介绍,他们污水处理厂的活性炭设施主要针对污水中可溶性有机物的处理,但目前只在冬天使用3个月,“如果一年四季全开,大概要1元多1吨的成本”。
在财新记者问及园区污水中全氟化合物的处理情况时,陈洪伟表示,该公司污水处理只涉及有排放标准规定的化合物,“如果国家没有明确规定,我们暂时不会考虑进行处理”。
据介绍,该污水处理厂的接管标准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标准,主要排放污染物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表3标准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一级B标准,氟化物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但以上标准中,都不包含全氟化合物的处理标准。
事实上,全氟化合物可以承受高温、酸、碱、还原剂、氧化剂,以及光解、微生物降解等处理过程。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研究者,曾撰文总结饮用水处理工艺对全氟化合物去除作用的一系列科学研究,结果显示,水中的全氟化合物无法被包枯凝结、絮凝、沉淀、过滤、氧化、低压膜等大多数饮用水处理过程除掉。而能有效控制全氟化合物污染的离子交换和高压膜过滤措施,则因成本过高,很少在污水处理过程中采用。
张超杰透露,2005年左右,有常熟工业园区的外资企业曾委托她研究降解工厂污水中全氟化合物的方法,但后来不了了之。“后来我们自己做了一些研究,用工艺把全氟化合物降解成氟离子,因为氟离子很容易去除,目前该技术还在申请专利。”
财新记者了解到,该工艺处理每吨水成本约七八元人民币,属于价格较高的技术。
多位专家介绍,对于PFOS和PFOA等全氟化合物污染,尚无国家环境质量标准、排放标准及检测技术规范。由于无标准和规范,各地环境监测机构也未对该特征污染物进行监测。
“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在污水处理和饮用水标准中没有考虑到全氟化合物,目前只有少量学术研究进行了关注。”张超杰说,“国家肯定需要引起重视。”
她也指出,全氟化合物在检测成本和难度方面比重金属等常规污染物要高很多,需用到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专业仪器。
财新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专家,都无法得到关于全氟化合物目前在中国的环境分布、污染情况等的确切数据。
“这些需要系统的科学研究,目前只有一些学术研究测过一些地区。”王亚韡告诉财新记者,这些数据的积累不完全是系统性的工作,还涉及能力建设问题,“首先要把它纳入国家层面常规的监测体系,还有硬件建设、人员培训,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
“国家做限值标准很有必要,但标准制定需要有一个历程。”王亚韡说。
生态环境部未接受财新记者的采汸,因此尚无法从官方渠道了解国家是否已经开始推进相关标准的制定。
中国成最大C8生产国
位于湖北省应城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湖北恒新化工有限公司(下称恒新化工),是中国目前PFOS产量最大的氟化工企业。现年71岁的恒新化工总经理李书涛满头白发却身板硬朗,他带着财新记者在恒新化工占地50亩的厂房转了两两圈,“我们是国内三废处置装置最完备的PFOS生产厂家,环保部带人视察,也都选择来我们这儿。”
李书涛此前是武汉长江化工厂的技术负责人,见证了PFOS在中国的诞生。退休后他选择自己开厂,继续生产PFOS。
他对财新记者介绍,中国生产C8,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欧美国家对中国并不开放这项技术,只能依靠工程师自己摸索。“电解法生产PFOS是上世纪70年代武汉长江化工厂自主研发的,还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PFOA则在差不多的时候,由三爱富的前身上海市合成橡胶研究所研发出来。”
而在当初,生产PFOS的初衷竟是为了环保。李书涛介绍,当时做这个项目是因为电镀行业六价铬的污染问题很严重,有毒有害的六价铬蒸汽会让工人患上鼻咽癌,且极易发生中毒、灼伤以至燃烧。PFOS在电镀铬作业过程中的应用,不仅可以防止六价铬挥发,还能降低能耗。
左上:71岁的恒新化工总经理李书涛手持全氟化合物样品。
右上:恒新化工生产中部分冷凝水可以循环使用
但是会带出部分氟化氢气体,造成无组织排放。
左下:恒新化工对氯化氢和氯化氢废气采用喷淋塔洗涤回收处理。
右下:恒新化工的部分废水通过絮凝中和沉淀后外排。组图/财新记者周辰
过去十年,随着欧洲和美洲逐步淘汰PFOS,中国的产量迅速增加,2004年—2006年间增加了四分之一,并已突破200吨的年产量。出口方面则增加到约每年100吨,大部分出口到南美洲,少量出口到欧洲。业内人士称,近两年中国PFOS和PFOA的年生产量都在100吨以上,产量比较稳定,只是略有下降。
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原秘书长梅胜放认为,国外公司没有主动把PFOS和PFOA相关产业转移到中国来,而是国内企业主动发展的,但是,国外的禁令无疑给中国厂家带来更多商机,“如以PFOS为原料的呋虫胺是杀灭蟑螂的有效药,3M停产全氟化合物后,中国开始每年出口大量这种产品到南美。”
据世界银行2017年3月的一份报告介绍,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生产PFOS,迄今累计产量达1600吨,目前是全球唯一的PFOS生产国。中国有12家企业拥有或曾经有能力生产PFOS,到2015年,有4家企业每年仍生产总量100多吨的PFOS,并将其供应给其他下游企业(约20家)生产与PFOS有关的产品,最终转化为至少10万吨含PFOS的产品或材料,比如每年用于生产消防泡沫配方中表面活性剂的PFOS约有61吨,用于生产电镀行业的铬雾抑制剂的有17吨。
从地理位置来看,PFOS在中国东部省份的用途主要集中在电镀和消防,南部省份则用于对红火蚁等害虫进行防治。
世界银行的报告表示,全球环境中PFOS减少的长期目标,可能与工人劳动保护的目标相冲突,因为采用基于PFOS的铬雾抑制剂可以防止工人在金属电镀过程中暴露于六价铬;在害虫管理领域,许多替代性杀虫剂也具有一定危害性,会毒害其他非目标生物;对于消防泡沫行业来说,消防部门最优先考虑的还是公共安全。
中国自1998年以来一直参与有关《斯德哥尔摩公约》的谈判,并于2001年5月签署了该公约,公约于2004年11月对中国生效。为保证中国有效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务院于2005年5月批准成立了以环保总局牵头,外交部、发改委、科技部等11个部委组成的国家履行公约工作协调组。环保总局作为公约国家联络点,负责中国与公约秘书处和其他缔约方的联络。
2009年5月,《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次大会通过修正案,在公约中新增了9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包括全氟辛烷磺酸及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PF0S/PF0SF),还详细列出了其12种“特定豁免用途”和8种“可接受用途”。特定豁免期将于2019年3月25日结束。
生态环境部等十一个部委联合发布公告
自2019年3月26日起禁止全氟辛基磺酸(PFOS)
除特定豁免和可接受用途外的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
2014年3月26日起,该修正案在中国正式生效。为此,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比如环保部联合11个部委下发公告,对PFOS、PF0SF、硫丹等10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作出了淘汰或者限制的规定:自2014年3月26日起,禁止PFOS和PF0SF除特定豁免和可接受用途外的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
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表示,要削减淘汰公约管制化学品,到2020年,基本淘汰PFOS、PF0SF,硫丹等一批《斯德哥尔摩公约》管制的化学品。
并不容易的替代
PFOS离《斯德哥尔摩公约》规定的特定豁免期结束时间越来越近,PFOA也极有可能在2019年进入公约名单,相关企业开始另谋出路。但这并不容易。
李书涛介绍,中国的全氟化合物研发较晚,技术水平比欧美、日本等国落后,“等到不少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危害并花费十多年时间研究替代品时,中国企业仍在研发探索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C8的应用领域特别广泛,替代品的研发和测试,需要涉及对每个特定行业不同产品的特性进行评估,工作量较大,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替代品研发相对滞后的原因之一。”王亚韡表示。
梅胜放也举例介绍,中国是世界上泡沫灭火器产量最高的国家,PFOS用于制造泡沫灭火器的表面活性剂,不论成本还是性能都远超替代品,目前替代品的成本要高30%。“而PFOA替代品的研发,国外一家企业就投入十几亿美元,并且比我们早很多年就做了。我们也跟一些囯外企业谈过,希望他们转让技术,但他们一开价就是5亿美元。”他还提到,与全氟化合物情况类似的,还有同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一的短链氟化石蜡,这种有毒物质主要作为阻燃剂,广泛使用在电缆中,也可用于水管、地板、薄膜、人造革、塑料制品和日用品等,目前也只在中国大量生产,没有受到严格管制,已经在环境中大量存在。
李书涛所在的恒新化工是“中国PFOS优先行业削减与淘汰准备金项目”示范企业。他的苦恼是,项目承诺用来支持企业研发PFOS替代物的1000万元科研资金至今没有到账。他目前自费与一些高校专家合作,但至今还没有研发出合格的替代品。
从氟利昂到含铅汽油再到C8,人类常常在不清楚其毒性的前提下就贸然生产使用新型化学品。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这些错误被不断改正,然而人类对化学品风险管理的步伐仍远滞后于其发展的速度。
“2015年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已经收录了超过1亿的化学物质,但对其毒性效应比较了解的化合物不超过1万,”王亚韡介绍,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在化学品转入市场前加强了风险预警。
"中国的化学品登记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还在起步阶段,如果要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意味着预警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要能跟上,这都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他说。
在担任了11年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温香彩看来,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已将化学品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领域,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等各国本着对化学品预防性及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原则,先后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逐步确立了化学品登记 (注册)、危害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防控等管理制度:
而中国现行涉及化学品的法律法规仅解决化学品在各个“点”可能出现的问题,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仅针对防范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化学品突发事故,《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侧重于如何降低环境介质中某种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含量,对高环境风险化学品引发的环境损害没有建立化学品环境市场准入制度,实施源头预防。
“在这方面,我们的立法和实践上落后发达国家近40年,已经成为环境保护工作短板中的短板”,温香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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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内容来自于:文| 财新记者:周辰,实习记者:黄粤涵
出版日期 2018年04月23日
版权归属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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